官员因反腐冷落企业 企业家也应发挥正能量

时间:2019-08-15 14:04:13 来源: 观察者网


反腐高压之下,政商关系灰黑底色一次次被暴露,远有刘志军丁书苗,近有郭文贵被指与多名权贵“勾肩搭背”。变态的政商关系如何治理?在新一轮的反腐之中,政商之间如何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?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。

被媒体指为权力围猎手的郭文贵

被媒体指为权力围猎手的郭文贵

逼良为娼?3月26日,博鳌亚洲论坛《政商关系新生态: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》的分论坛上,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、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表示,因为政府垄断的权力太多了,资源都在他的手里,也不公开,不透明,所以逼得民营企业不得不行贿,搞潜规则,就是逼良为娼。

当打老虎拍苍蝇成为常态,另一个极端也出现了:为了避免“负责任”“受牵连”,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,或者搞“软拒绝”,从过去的“勾肩搭背”变成了“背对着背”。

对此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论坛上就指出,因为反腐高压,官僚不作为,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。现在“不接电话、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。

病态政商关系的土壤

政府是政商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,实践中的主导者。长期以来,权钱交易潜规则猖狂,乃至如保育钧所言逼良为娼,这种非常病态的政商关系,与长期以来,政府权责不清晰,商界不健康的经营生态均有关系。

事实上,权钱交易在中国有强大的历史惯性。封建时代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商是政的奴才,官商勾结有很强的必然性。计划经济年代,政为大,全权支配商,政商可谓一体。

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,商逐渐独立、繁荣,对资源配置的渴求日增;而公权力依然特别强大、权力边界不清晰、行权欠透明,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。

与此同时,法制不健全:由是,权力寻租的空间巨大、违法成本低,搞权钱交易成为经商的捷径,官商勾肩搭背、权钱交易成为相当普遍的潜规则—这成为一种政商常态。

经典的例子如,房地产行业是这些年来的腐败高发期。重要的原因就是,在此领域,重要资源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中、需审批事项繁多乃至设置随意且行权不透明、该行业发展火爆(利润高),这是权力寻租者的肥肉,企业也愿意或被迫愿意花小钱得大利。

佳兆业即可能涉其中。总部深圳的佳兆业近年飞速发展,被誉为房地产行业的黑马。据报道,佳兆业的危机始于去年10月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查;12月,公司在深圳的多处楼盘被政府“锁盘禁售”,创始人、董事长郭英成辞职。按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今年3月24日的说法,佳兆业在春节前已经死了。

企业家搞潜规则著名的,如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,涉单位行贿罪;身家百亿的金螳螂(002081,股吧)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兴良涉向季建业行贿;据报道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的保护伞强大。病态政商关系之下,企业家不搞潜规则好像成为少数。

几年前万科董事长王石说自己不行贿,一时仿佛成为企业界的异类。高压反腐以来,不少高官也深陷其中,苏荣、令计划、蒋洁敏、刘铁男、仇和等大老虎均被媒体曝出涉贪腐,与企业界关系说不清道不明。

病态的政商关系旧常态,严重损害了经济社会的公平正义、资源配置的效率,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—按照领导人的说法,腐败可能导致亡国。这方面,政府、企业家,以及我们的法治均当反省。

从参与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

巨大的改变来临。十八大之后,顶层设计提出全面依法治国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同时大力反腐败,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,比如一系列权力清单出台,大量贪腐官员受到惩处。这些全新动作,无疑是在打破政商旧常态,开启政商新常态。

那么,该构建怎样的政商关系新常态?这种新常态理应以法治为基石,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符合依法治国、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、简政放权并行权透明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特征。

同时,确保对腐败零容忍,对权力任性、权钱交易的惩处到位,让违法成本远大于收益,以真正遏制有权任性。如能同时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自然更好。

其中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的看法:在经济新常态下,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,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“关系紧密型”转到“保持距离型”,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“参与型”转到“服务型”,既减少政府腐败,又把企业解放出来。事实上,服务型政府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,已获得广泛认同;在市场经济时代,参与型政府则日益行不通。转为服务型政府,利国利民,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。

毫无疑问,重塑政商关系,发挥核心作用的主体还是政府。打铁还需自身硬。“四个全面”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,政府理应切实行动起来,真改革、蛮拼的。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,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,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,它不是剪指甲,是割腕,忍痛也得下刀。

企业家也应发挥正能量

“官”、“商”交往要有道,相敬如宾,而不要勾肩搭背、不分彼此,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。早先,勾肩搭背、不分彼此(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商人丁书苗可谓典型)现象突出。重塑政商关系,官、商之间要交往有道,其中官、商都应发挥积极作用、共同努力。

首先,要建立政与商合法、正常的联系机制,这应由政府牵头。正如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所言,“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官商正常交往,官员要堂堂正正走进民营企业,干干净净与企业家进行接触交往。要建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沟通联系机制,提出党政干部与企业联系交往的要求和规矩,解除他们与企业接触的后顾之忧,让官员开门与企业家经常交往,做到工作联系等距离、服务帮助零距离、私情交往远距离。”这种确立明规则,有利于政商交往有道,遏制潜规则。

按照博鳌论坛上郑永年的观点,就是要不断健全完善“权力清单”与“负面清单”制度。“权力清单”厘清政府职能边界,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;“负面清单”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,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。

第二,企业、企业家在政商关系新常态的构建中,应该发挥积极作用,做正能量。作为政商关系的重要一方,企业家不能完全被动、消极,而应该做积极的参与者。一如,积极参政议政、建言献策,同时在政商交往中严格自律、依法、不搞歪门邪道。比如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的做法:跟一些特殊部门、特殊人物保持一个正常的距离;又如阿里巴巴的原则,只和政府谈恋爱,但不结婚。

是做参与型政府,任潜规则盛行;还是壮士断腕、切实转为服务型政府、塑造政商关系新常态?正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,“非常期待经历过比较痛苦的过程之后,中国会出现一个完全新的政商关系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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